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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和:马来西亚穆斯林脱教的法律问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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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5 10: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依据伊斯兰教义,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信仰或转信其他宗教是“叛教”(murtad),它被视为穆斯林个人行为上的最大罪恶,一个人可以透过行动、言谈和内在的信仰来背离伊斯兰教。传统上它亦被认为是伊斯兰“固定刑罚”(hudud)之一部分。有些伊斯兰政党,如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rti IslamSe-Malaysia,PAS)主张惩罚叛教的方式是死刑。惟有些伊斯兰学者认为叛教不属于“固定刑罚”的范畴,而是属于“酌定刑罚”(Ta’zir),即叛教罪要视脱教情节的严重性来酌量处刑。另外也有一些伊斯兰学者主张叛教完全不应受到处罚。因此,伊斯兰世界对是否处罚叛教者,以及如何处罚叛教者的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自英殖民时代以降,伊斯兰教作为马来族群的认同要素已经深植在马来社会的传统之中。战后马来民族的危机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深化了伊斯兰教对马来族群的意义:一个马来人放弃伊斯兰信仰就代表其放弃马来人的民族属性,马来亚1957年独立时,就在其宪法第160(2)条中明定,“马来人必须为信仰伊斯兰教,习惯于说马来语,奉行马来传统习俗”。如此一来,马来人的族群身份在建国之后就和伊斯兰教结合了起来。在宪法的规定下,马来人一出生就必定属于穆斯林,马来人一旦脱离了伊斯兰教,马来人的身份就会消失。由于《联邦宪法》第153条同时赋于马来人特殊的族群地位,使他们相对于其他族群拥有诸多的优惠待遇和特别权利,故马来人的身份转换就变得十分复杂和敏感。



马来西亚在建国后仍然保留了对穆斯林改宗的惩罚。为了防范穆斯林藉由脱离伊斯兰信仰而逃避伊斯兰法院刑责,马来西亚各州的州议会立法管制叛教或藐视伊斯兰教的行为。伊斯兰法院对当事人的裁判权是以当事人的信仰为依据,它对任何非穆斯林都不具备裁判效力,因此穆斯林个人信仰的转换就代表法律地位的变化,理论上穆斯林可藉由脱离伊斯兰信仰而逃避伊斯兰法院的刑则。



过去伊斯兰法院的判决可以随时被民事法院推翻,一般人不会正视叛教问题带给伊斯兰法院的冲击。在马哈蒂尔执政时代(1981-2003),马来西亚伊斯兰法的建制已突破了过去聊备一格的地位,一举成为一个掌有实权、且可以和世俗法律体系相抗衡的法律单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改变莫过于1988年《联邦宪法》第121之(1A)条款的修改。1988年之前,马来西亚伊斯兰法院的判决可以被民事法院推翻。一位穆斯林若不服伊斯兰法院的判决,可以到民事法院上诉,因此伊斯兰法院的地位屈居于民事法院之下。倘若穆斯林在伊斯兰法院因叛教被处罚,或伊斯兰法院阻止穆斯林叛教,当事人可以向世俗的民事法庭申诉,使伊斯兰法院的处罚失效。1988年马哈蒂尔政府在国会以2/3多数通过修改宪法第121之(1A)条款,让联邦中央政府的法律管辖权不能及于伊斯兰法院所管辖之事务。从此以后,除最高法院之外,一般民事法庭不能推翻任何伊斯兰法庭的判决。此举使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院开始拥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其对叛教行为的相应法律制裁开始真正有效地实施。



在1988年修宪以后伊斯兰法院已非一般的民事法庭,不受节制的脱教行为将会危害整个伊斯兰法律体系的存在,所以它对脱教或叛教的行为要采取更加严厉的处罚。同时,1984年马来西亚联邦国会也推出《355号法令》(Act 355),修订《1965年穆斯林法庭法(刑事裁判权)》,将伊斯兰法庭的最高惩罚由1年的监禁改为3年有期徒刑、5000元罚款和6下鞭刑。虽然自这个最高惩罚限度出台以来,不断有伊斯兰学者质疑其过于轻微,但至今它仍然是伊斯兰法院所能判决的最高惩罚限度,因此迄今马来西亚伊斯兰法院并没有判决死刑的权力。



在这以后,马来西亚各州州议会相继订定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惩罚条例,对污蔑伊斯兰教等行为施予更重的刑罚,以制裁“企图叛教”者。此举也使得穆斯林在脱教之前就可能受到许多惩罚。虽然如此,所有州属的伊斯兰法并没有明确记载穆斯林应在何种程序下脱离伊斯兰教,因此在实践上对叛教的处分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部份。如此一来,穆斯林脱教或叛教的诉讼才成为争议性的话题。



一般而言,马来西亚穆斯林叛教的情况有以下两大类:其一是转信伊斯兰教者的脱教,这些改宗者以华裔穆斯林居多;其二是伊斯兰教信仰者的自发性脱教。马来西亚政府虽然已经把穆斯林改教或脱教视为叛教的罪行,但对马来裔穆斯林和非马来裔穆斯林叛教行为的关切和处分程度有很大的区别。马来西亚对华裔穆斯林的改宗或脱教的态度较为灵活,并不把其视为叛教的罪行,反而允许转信伊斯兰教的华裔穆斯林合法脱离伊斯兰。马来穆斯林则没有这种待遇,伊斯兰法院甚至不愿受理马来穆斯林脱教的申请。之所以出现这种双重标准主要在于马来西亚政府要维护马来人统治的合法性以及马来人的民族情绪。这是马哈蒂尔第一次执政时期(1981-2003)逐步加强、巩固伊斯兰法律体系的结果。



马来西亚在建国之初就以宪法条文将其国内最大族群的身份与伊斯兰教信仰捆绑在一起,马来人自出生就是穆斯林,一旦脱离伊斯兰教就意味着脱离马来人族群的身份。这种将脱离宗教信仰和脱离族群身份溷为一谈的作法导致1988年伊斯兰法院扩权后,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倾向加重惩罚叛教,更千方百计地防范马来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信仰。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的民事诉讼不断地对马来西亚的宗教自由和伊斯兰教的地位重新进行诠释,这些诠释不但逐渐提升伊斯兰教的法律地位,也阻遏了马来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信仰之路。虽然马哈蒂尔在2018年再次执政后,不支持立法加重惩罚叛教者,但一贯主张全面落实伊斯兰刑法的伊斯兰党在一些地方仍然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不排除未来它会通过串联其他穆斯林政党,重新在国会提案修法,提高伊斯兰法院的判决权限。马来西亚是继续维持立国之初的世俗化体制,还是实施更多的伊斯兰法条文、提升伊斯兰法的惩罚限度,不仅是目前马来西亚新政府的一大考验,亦是马来西亚全体国民面对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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